心理咨询师个人职业发展与个人分析离不开对心理咨询师职业动机的分析。心理咨询师的从业动机，不管是帮助他人、自我治疗、照顾他人、理智的求知欲、回报恩惠等较为常见、易觉察的动机也好，还是寻求亲密关系、获得控制感、自恋、窥伺等潜意识的、不光彩的动机也罢，都是推动个体选择心理咨询职业的直接内部动因。 而追根溯源，这些动机的产生和发展与个体的成长历程密不可分，是个体未满足需要的体现。大量文献已证明了个体的早年经历与未满足需要之间的联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咨询师的各种职业动机，有必要深入源头对其成长经历进行梳理。

　　1 心理咨询师自身的创伤

　　心理治疗师常常被称作“受伤的治疗者” (woundedhealer)，这是一个很形象的称呼，因为他们在为别人疗伤的同时与也要治疗自己内心的伤痛，而他们的伤痛则源于自己或家庭遭受的种种创伤和不幸。对于那些已经进入心理治疗领域的人来说，修复自己早期生活中伤痛和沮丧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决策。 Elhot和 Guy(1993)发现，从事心理卫生职业的女性至少经历一次心理创伤的可能性较其他职业女性更高，这些创伤既包括了自身遭受的躯体虐待或性骚扰，也包括家庭成员的疾病和伤亡。Halgin(1995)的研究也表明，临床心理学家在“个人问题经历”和“家庭困扰经历”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社会心理学家，也就是说，虽然同为心理学专业工作者，选择从事临床工作而非研究工作的人受自身或家庭中的各种难题或困扰的影响更大，临床心理学家“解决个人问题”的动机更加强烈。许多心理治疗师也声称自己的确比常人经历的心理痛苦更多，这些经历增强了他们对自身和他人烦恼的觉察能力，对他们职业生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对于那些仍于第一章引言学习或受训阶段的心理学专业学生来说，创伤性的经历可以预测他们从事助人职业的意愿。立志从事临床工作的心理学专业学生童年时性虐待和被忽视的发生率比非临床志向的心理学专业学生以及商学专业学生都要高。KrouS和Nauta(2005)的研究也证明曾经的困扰对于助人专业学生为“缺乏照顾人群”提供服务的意愿具有很强的预测力。

　　性骚扰、虐待、身体缺陷、酒精依赖、物质滥用、家庭冲突、疾病、死亡等……阴霆笼罩着心理咨询师的童年，创伤带来的痛苦与泪水给心理咨询师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伤害，学习心理咨询知识成为他们抚平自己心中创伤，缓解内心冲突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伤痛的经历既激发了咨询师对人类心灵的关注和对行为的兴趣，更增强了他们对自己和他人内心体验的觉察力和人际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同时，自身的痛苦体验和自我治疗的经验还赋予了他们治疗和帮助来访者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那些带着疤痕的情感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增强他们理解他人和共情他人的能力。这使得他们在心理咨询工作中比那些没有经历创伤的人具备更多可利用的资源和优势，并最终影响了他们对职业生涯道路的选择。

　　2 心理咨询师的亲职化

　　“我不得不发展自己对人与人之间微妙情感的敏感性，学会如何防止和抚慰父亲的愤怒，想办法让母亲不再卧床，还要逗弟弟开心，由于他的到来母亲出现了短期的抑郁。”

　　照顾别人的愿望往往源自心理咨询师亲职化的经历。亲职化，是指在家庭互动模式中，儿童或青少年被指定承担原先应当由父母所应提供的角色与责任。亲职责任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工具性的亲职任务，比如做饭、打扫、洗衣等家务劳动，或是照顾失能父母或看护幼小弟妹，以及赚钱或管理家中财务等工作。另一种则是情绪性的亲职任务，亦即孩子对父母的情绪需求加以回应，扮演父母的咨询员，和平创造者或个人导师，成为父母情感依赖的对象。研究显示，心理治疗师和临床心理学家的家庭呈现出特殊的家庭动力学特征;他们很可能经历了亲子角色倒置或亲职化，常常被置于家庭看护者的角色上。Fusse发现，与物理学家相比心理治疗师经历了更多的亲子角色倒置。

　　缺乏照顾人群，包括少数种族、老年人、低收入者、无家可归者、生活在乡下和市中心贫民区的人和有严重精神疾患者。在Racusin等人 (1981)的调查中一半的心理治疗师认为他们的首要角色是对家庭的运转和养育承担亲职责任，这些治疗师觉得他们至少为一个家长充当了这一角色;还有的治疗师扮演着顾问或调停者的角色，他们须意识到家庭成员的情绪状况，为他人的忧虑提供意见和咨询，并为减少家庭紧张和解决争执负责，这两种角色几乎被四分之三的心理治疗师视为最重要的家庭角色。其实，不止是心理治疗师和临床心理学家，许多助人职业的工作者都有着类似的经历。一项关于社工人员家庭经历与职业选择的大规模调查显示，1577名社工人员中2/3以上的人都具有扮演“看护”或“调停”角色的历史。

　　在心理治疗师的源生家庭中，家庭的贫困和生存压力、家庭成员的长期患病、父母酗酒或药物依赖、以及家长的各种不良情绪问题营造了一个功能不健全且持续处于应激情境下的家庭环境，在这样充满压力的家庭中父母通常无法尽到自己的养育和照顾责任，孩子的情感需要常常得不到满足。由于无法激发出父母的照顾反应，孩子开始变得善于预期他人的需要，并以这样的方式与父母相处。他们将自己未获得满足的关爱需要搁置在一边，扮演起“小大人儿”的角色，为受伤的父母提供慰藉，照料他们的生活，安抚他们的情绪，调节家庭冲突，缓和各方矛盾，这成为他们与父母最重要的互动方式。这种互动策略会在个体成年后进入助人职业时得到进一步确立，因为助人职业正是他们童年角色的扩展和延伸。

　　另一方面，研究也证明了亲职化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助人职业。具体表现为，具有亲职化经历的个体更有可能参加心理咨询培训而不是艺术设计培训，心理咨询专业学生的父母的照顾水平(尤其是母亲的照顾水平)显著低于艺术专业学生。以临床为职业志向的心理学专业学生在14-16岁时的亲职化经历比商科学生多。与工科学生相比，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认为自己更有责任解决家庭中的问题，让每一个人高兴;在童年时也更有可能以知己的身份为家庭成员和朋友提供帮助。为了解决自己童年时期未满足的需要，父母会向这些未来的心理治疗师寻求现实和情感的关怀，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家中扮演家长的角色，或公开地承担家庭中的琐事，并且/或者隐蔽地扮演知己或家庭冲突的调节者，只有当他们为别人提供支持之后才能获得家庭的养育和扶持，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概念大都源自帮助和照顾别人。亲职化的个体从小就扮演着助人者的角色，后来选择助人职业一方面是由于照顾别人是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另一方面也是公开承认和满足他们照顾需要的一种合理方式，他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获得自我验证和情感上的亲密。